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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精神專一

譚德貴:道教易學命運觀的現代性反思——西方文明視野下的中國術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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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宗教學術網     作者:譚德貴     時間:2018-08-10 09:27:10      繁體中文版     

[內容提要]:本文主要以西方文明的視角,從命運觀切入,在理性與非理性、宗教與道德、哲學與思維三個方面,對道教易學中的術數文化進行了全面反思,從而為中國文化的現代建設提供一個全新的參考。

[關鍵詞]:命運;術數;巫術;科學;宗教;道德;思維;哲學;理性

“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到何處去”,“我的路在何方”——主體命運(個體與類)的認知、安頓與改變,是一切文明的出發點與歸宿。縱觀世界文明思想史,從萬物有靈的原始宗教,到多神教,直至亞伯拉罕一神教體系;從巫術、方術到前科學、現代科學(非理性到理性);從巫術禁忌、禮儀約束到宗教戒律、道德律令、良知良能;從自然科學到人文科學,都離不開命運問題的探討。從主體的角度看,無論是“惟上智與下愚不可易也”的上智、中智、下智之人,還是“刑不上”的大夫與“禮不下”的庶人;不管是腰纏萬貫的富商巨賈,亦或是一貧如洗的窮人;不論是頂天立地的男人,或是變化不定的女人,都必然或多或少、或深或淺思考過命運問題。縱身跳江的屈原和刺瞎雙眼的俄狄浦斯,不過是中西方命運探討的兩個極端代表而已。從根本上講,命運觀就是關于人類的有限性與無限性、內在超越與外在超越、世俗安頓與終極關懷之間張力與平衡問題的深層思考。

命運觀在中華文明思想史中的地位更為重要。“本為卜筮之書”而逐漸上升為宇宙觀、哲學觀,內涵象數與義理,外展為中國文化的主干與源頭活水,具備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綜合結晶,并作為中國人安身立命之本的《周易》,在東漢時,由于過度的象數化,尤其是讖緯之學的神秘化,導致了象數與義理的分裂。此時正值綜合先秦方術、神仙道、民間巫術、以老莊為精神領袖并具備中國特色的道教開始形成,兩者的歷史性與理論性結合,形成了道家易學和道教易學。其中,王弼所開創的道家義理易學,經過后期儒家的改造,特別是二程的新詮釋,在繼承和發展孔子《易傳》義理思想的基礎上,變成儒家思想的理論基礎和傳統文化的主流意識形態——群經之首的根本內容(儒學義理)。而由于“王弼掃象”被清理出意識形態的象數思想,與道教有機結合,產生了道教易學,這其中的重要內容就是術數文化的形成。所謂術數文化,就是易學象數思想、三教(道教、儒教、佛教)思想、天象、五行、中醫等傳統科技思想融合為一體的專門研討與順化或改變個體與人類命運的方法與觀點的思想實踐體系。

當然,道教易學中的術數文化,畢竟是中華文明的一部分,與中華文明的總體特點密不可分。由于農耕文明特定格局的影響,導致中國原始社會轉型不徹底,文化分化與發展不獨立。中間雖經各種外來文明的沖擊,基本特質卻沒有大的變化,形成了天人不分、道術不分、道器不分、主客不分、靈肉不分、政教不分、道俗不分的文化特征,并且成為五大文明中唯一延續到今天的文明。然而,當今中國,在經歷了近現代以西方文明為主的外來文明的全時空沖擊,一個古代、近代、現代、后現代思想交織;中國、歐洲、阿拉伯、非洲等文化雜居;巫術、科學、道德、宗教、哲學交融的更為復雜多變的文化并存局面已經形成。以制度化、意識形態化、思維模式核心化(道統、政統、學統)為核心的儒道釋文化已經消亡,傳統文化的邊緣化趨勢已無可挽回。喧鬧一時的國學熱,不過是知識分子的文本游戲。但是,當今中國,制度化傳統文明的消亡,正好提供了民俗文化、民間宗教等的大好發展時空(“禮失而求諸野”)。

與西方等文明不同,中華文化思想體系中,不管是人文科學還是自然科學,政治軍事還是倫理宗教,也不管是主流意識形態還是世俗民間文化,包括物質實踐與精神修煉,主要以命運觀為前提和基礎。時至今日中國,這種以命運觀為核心的術數文化,不但沒有消亡或弱化,反而逐漸強化。如果說,民眾對意識形態化、制度化的儒道釋思想,主要是一種知識需求,大多并無信仰追求,那么,對于術數文化,則不僅僅是知識的需求,更是一種信仰追求,不僅是理論的認同,更是實踐主要指導思想的需求。術數文化以民俗化、多元化、私人化的特征融合并承載了傳統意識形態文化的主要內容。也就是說,術數文化在當今中國的地位和作用,從影響力的角度看,占據首位。

在世界文明一體化的大格局下,要實現中國精神為主體、中華文明自我發展道路為核心、大國強國的中國夢,卻不能固步自封、自以為是。尤其是在目前所謂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即將成為第一大經濟體的情況下,更應該秉持一種包容天下的心態與理念,用西方文明的觀點和方法,再次從深層次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系統的、全面的反思。因為,西方文明是海洋文明與沙漠文明的產物,是兩希文明(希臘文明、希伯來文明)的有機結合,雖有中世紀的宗教一體化時代,但其根本特點卻是天人二分、神人二分、道器二分、道術二分、靈肉二分、主客二分。盡管其理性中心主義、邏輯中心主義、語音中心主義、科學中心主義以及自由民主至上思想、普世價值等所形成的西方中心主義,在全方位推進人類文明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天人、人神、靈肉、人人、現代與后現代、文明間等的沖突,但其文明主導性、科學性、普世性是很難改變的。當然,這種視角轉換與對話,不是什么全盤西化,而是經過深層碰撞后,產生一批有價值的思想,并通過整個民族的幾個世紀的努力,真正形成一種中華文明為主體、多元文明有機融合的文化體系,這是實現中國夢的文化基礎。最重要的是,對于傳統術數文化,學界多是對其進行文獻、訓詁的研究,并在理論上總體定性為封建迷信,而民間信仰則把許多思想附著其上,更造成了理論的混亂。所以,用西方文明的觀點與方法,對以命運觀為核心的傳統術數文化進行深層的解剖,尤為重要。

西方文明的本質是理性、邏輯、自由為主導的思維模式占絕對統治地位,雖然后現代思想對其進行了全方位的批判,但不過是其內部自我反思形成的互補,這種思維模式最終成為西方文化的理論基礎,并且是西方文明統治世界的重要理論條件。所以,本文將以此為基礎,從理性與非理性,道德與宗教,哲學與思維三個維度,探討中國術數文化中思想張力與平衡的深層結構,在解構基礎上,為將來新的建構做好理論準備。

一、理性與非理性維度

以命運觀為核心的中國術數文化,其最終目的不過是解決人類命運的認知與改變問題。從其思想的歷史演變看,經歷了從巫術到科學,非理性到理性的轉變。縱觀人類文化發展歷史,巫術文化是所有原始文明的起點。而所謂巫術,從本質上講,不過是人類為了認識宇宙的規律(或神意、命運),在順應、祈求或控制規律(神意、命運)的意愿下,通過一定的中介(物質、語言、精神)和特定儀式,從而實現主體主觀愿望(順應或改變命運)的認知和實踐行為。“易本卜筮之書”,龜卜與筮占,其最初的目的,確是先民通過巫術方式對命運的初級把握,但以此為標準,從而把道教易學中的術數文化貶低為巫術、迷信,全盤否定其中包含的理性科學內容,則是一種非科學、非理性的極左觀點。從出發點與最終目的看,巫術與科學并無不同,都是為了解決人類的需求如何實現的問題。但其根本差異則在于,巫術把物質精神等同,設定萬物有靈,臆想人與萬物的因果聯系,夸大主體的精神力量,認定可以通過一些沒有任何根據的中介物(物質的、語言的、符號的),直接掌握萬物的本質,且可以把主體的精神需求直接變成物質結果。科學則正好相反,在堅持物質第一性的前提下,充分發揮精神的能動作用,通過物質的手段與方法,揭示宇宙存在的規律,并進而最大限度地改造宇宙,最大程度地達到主體的目的,客觀化、形式化、程序化、普遍化、試驗化、交流化是其主要特征。以此為依據,術數文化則是巫術與科學的組合,理性與非理性的同體,這種特征,是以二分為主的西方文化所不能理解和接受的,但卻是中國文化的主要特征。一體化的中國文化,并不是內部鐵板一塊,而是不同的文化內容在一個相對動態平衡的思想體系內,通過不同時空的占有,適應不同主體群,各安其位,各呈其能,最終達到文化上包容和諧,社會安定團結。

對命運的探究和預測,是術數文化的根本性內容,從方法的角度看,可分為動態預測與靜態預測兩種。理性根據在于古人采用嚴格的符號體系(64卦、八字、河洛圖式)與時空觀的有機結合。比如靜態預測中的八字預測就是根據個體出生的年月日時(固定時間),相術根據人的體相的空間結構,風水根據陰陽宅的小結構與所處大空間結構(固定空間);動態預測中的卦測、奇門、六壬等,都是根據初始時間(幾——動之微)的感通與把握,來預測命運。現代唯物主義認為,時空是物質的存在方式,不同的時空必然體現了不同物質(存在)的不同運動軌跡(規律)這是靜態預測的理論依據(古人有此意,表述語詞不同)。而愛因斯坦相對論,從數學上解決了時空差異導致的運動與物質量變與質變的關系,量子力學解決了信息的超時空傳遞問題(命運信息的傳遞),并以波粒二象性解決了線性與非線性關系,超弦理論、突變論與黑洞、蟲洞等天體物理學理論,一起解決了初始狀態問題、偶然性與必然性問題。雖然表面上看,動態預測的反概率性(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與西方科學的概率論相悖,但其所依據的符號體系卻是在大尺度時空觀中形成的,解釋體系同樣需要大數據與云計算(大量的實踐經驗與無數不同的案例),八字與相術、風水等也需要大量的數據。進一步講,在具體的推演過程中,中西文化的計算方式差異更大:例如預測一場體育比賽的勝負,術數文化的動態預測方法只需要很簡單的信息,可以在最短時間內(幾分鐘)預測出未來的比賽結果(納甲筮法、六壬等),而西方式的預測就需要大量的比賽雙方的人員信息、文化信息、場地信息、天氣信息等,經過較長時間的計算,才能有相似性結果。對于更為復雜的如經濟發展形勢(2008年金融危機)、戰爭成敗、大的自然災害(汶川地震)個體的命運軌跡等,西方科學仍然未能找到有效的解決方法。西方科學從本質上還沒有解決非線性、偶然性、初始性、反概率性問題,因為網絡時空與大數據,包括波理論與場理論,或是模糊數學的相似度理論,其基礎還是確定性、線性。當然,西方科學的理性模式卻永遠是我們一切科學研究的前提和基礎,離開了這一前提和基礎,我們的術數文化就會變成一種非科學、非理性、巫術的文化。古人當然不可能如此解釋,但是,古代的智者(上智之人),同樣采取一種理性的模式,非常重視其中的邏輯運算與經驗積累,反對抽簽式的占卜與神煞式的解釋。

同樣,術數文化中同樣存在著大量的非理性、非科學(巫術與神秘)思想。一方面表現在術數文化中的某些命運信息的獲取方法上,神啟(啟示)法就是一種(夢中信息的傳遞,廟觀抽簽),更多的是所謂神仙附體式(神漢巫婆的跳大神或薩滿的舞蹈)。外應法(根據詢問者出門所見物與事,或詢問現場所見的現象的吉利與否判斷所問事情吉兇),就是一種巫術的遺存。還有一種騙術(或魔術),例如通過腹中鴿子說話、鳥算、鸚鵡語等傳遞所謂不可更改的命運信息;另一方面,就是術數文化的解釋體系的思想混雜性,由于夾雜了大量神煞、星象思想、陰宅的通靈思想,或者許多毫無根據、模糊不清的神秘預言(讖緯之學)與圖式,必然造成極大的混亂,使人難于區分科學與巫術、理性與非理性的成分。最重要的是在改變命運方法問題上的大量巫術、神秘等非理性手段的運用,例如,辟邪物的擺放,發財物的求請,符箓、開光物、神像的供奉,語言、顏色、數字、日子的禁忌等,這些思想的存在是為了適應下智之人。

所以,要使術數文化真正被世界所理解,并被現代理性所接受,必須在西方理性的視角下,對其進行全方位的評判,并加以分離,去粗取精、去偽存真,使以《周易》理性符號體系為理論基礎的術數文化,真正理性化、科學化。

二、道德與宗教維度

理性與自由是人的先天本質,但是,人的理性是有限度的,有限不能認識無限,更不能解決道德與宗教問題。自由是人的意志的本質,但具備自由本性的人應該做什么?因為人是自然本能與社會習性、善之端與惡之端、利己與利他、孤獨與群體的統一體,如果沒有限制,就會危機四伏,就必須設立一種道德性標準,以維持社會的正常秩序。所以,康德提出了“道德律令”(類似于中國文化中的良知與良能)作為“絕對命令”式的最高道德標準。不過,這種標準的最終根據何在?因為“真”并不能保證善,理性與科學與行善行惡沒有必然關聯,作為目的而不是手段的人,如何保證其行為的善性?所以,康德在自由意志基礎上提出了“靈魂不朽”與“上帝存在”作為善的保證和真善美統一的基礎,而且,上帝是一切的最高根據與標準。上帝通過與人類簽訂的契約(摩西十誡),為人類確立了普世的道德要求,人類不需要預知自己的命運,只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努力工作與生活,做上帝的奴仆,一切以榮耀上帝為最高目的就可以。因為上帝的意志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前提,“末日審判”時,上帝自會做出公正判決,因而,命運預測思想(星相學等)在西方一直處于文化的邊緣與末流,大的命運已由上帝前定,小的命運不需要知道,命運的發布者、承受者、主要內容很清晰,基本上沒有給具體的命運預測思想留下多少理論空間,命運觀成為宗教體系的小的分支(或者是附屬)。

命運觀在中國文化(尤其是儒道釋)中占據核心地位,從某種程度上講,中國文化是一種倫理文化,成圣是成仙、成佛的基礎,因此,教化是中國文化中所有思想的出發點,文化的最早意義就是“以文化成天下”,而“宗教”這一詞語本身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中就是教化的意義。儒家經典《周易》的“神道設教”,“繼善成性”,“順天休命”;《中庸》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君權神授”;《左傳》的“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敬鬼神而遠之”,“祭如在,不祭如不在”,都與西方文明的人格上帝最高權威性、追求上帝拯救的外在超越,從而命運觀只能成為宗教的附屬物存在不同,命運觀反而成為宗教思想的重要內容。第一,主體的虛化,無論是神、帝、天等都缺乏一種人格化特征(或者理念化特征),“誰在發布命令?”只能是一種符號化的形式指引。進而,誰是命令的接受者、實施者?“君權神授”不過是統治者的自我粉飾而已,不管是通過神的后裔的出身神話,還是“天降祥瑞”的造神運動,也解決不了承受者的合法性問題,更何況,普通民眾的命運從哪里來?第二,命運的內容是什么?沒有任何具體說明。第三,命運能否改變?如何改變?量變還是質變?正是道教易學的術數文化體系,通過形式與理性的力量,成功地引進道德與宗教思想,使之成為術數文化的組成部分,也使術數文化不但具備理性的指導作用,同時具備道德與宗教的教化作用。在古代,術數文化所承載的教化作用不低于正統意識形態,當今時代,術數文化承載了主流傳統意識形態(儒道釋)制度性消亡后,中國文化傳統的主要內容,正像民間宗教承擔了正統宗教的主要內容一樣。

術數文化的教化作用,主要是通過“命運的評判與改變問題”而把道德宗教思想的教化作用落到實處。一方面,術數文化中的判斷體系由事實性判斷和價值性判斷組成,如對個體財運、官運等運行軌跡的分析,屬于事實性判斷,而對道德性質的分析(人品好壞、忠孝與否、是否可交等)屬于價值性判斷。事實性判斷由理性科學語言構成,以定量為主(何時何地發多大財),價值性判斷以定性為主,主要是通過一些道德宗教語言思想對個體做出現實的價值評判,從而要求個體除了遵守宇宙規律與現實規則法律外,還要受到道德宗教戒律的限制。自覺遵守道德宗教戒律,不但可以獲得官方與大眾主流的表揚(如二十四孝、二十四節),自我精神可以極大滿足,還可以對事實性判斷形成積極影響。反之,則有極大的消極作用。這種強大的氛圍,比之于單純的說教、法律的懲戒,作用大得多;另一方面,通過命運改變問題的探討,使宗教思想深入人心,教化取得實質效果。“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亦屬于明顯的道德教化思想,“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術數文化的五大要素組成的評判體系已從理論構架上將理性與道德宗教(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融為一個有機整體,差異只在于各要素所起作用大小。在“命運是否可以改變”的問題上,儒道釋思想沒有不同,都認為命運是可以改變的,不一致表現在是根本性改變還是部分性改變?能起到改變作用的力量是主體的理性科學力量、還是道德宗教力量?

在“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五種命運力量要素中,何種力量占主導?儒家思想認為命運為主,所謂“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俟之而已”,“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命運的客觀力量是無法改變的,“知其不可而為之”正說明命運的主導性。人能改變的主要是道德精神,所謂內圣外王,人們要想改變命運,必須嚴格按照儒家的道德要求,“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相由心生”。“子不語怪力亂神”,正是強調了道德精神的重要性。道教則倡導“我命在我不在天”,認為或者通過大量善行的積累,太上感應而徹底改變命運,并列舉了大量善行改命的例子,或者通過外丹、內丹修煉完全改變人的命運,最終得道成仙。佛教由于理論的邏輯性和體系的復雜性,通過“自作自受”,“三世因果、六道輪回”思想解決了命運的來源與先天差異問題(命運好壞問題),并進一步通過《了凡四訓》等大量的具體、系統的理論闡述和實踐例證說明通過修佛命運改變的具體特征,證明自己關于命運可以完全改變思想的正確性,并最終成為術數文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性地影響著中國文化走向。西方文化追求一種外在超越,神性拯救,天國的降臨,塵世永遠是骯臟的,不完美的,人也不可能改變自己的命運,只能等待上帝的救贖。中國術數文化中的道德宗教思想,只是其理論的補充,或者現實手段的需要(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主流是追求一種內在的超越,實踐理性與現實維度,道德宗教教化只是為了在現實中實現個體主觀需求與外在條件的最大一致(主觀愿望的最大、最合理的實現),而這些問題只能在命運觀里解決,這也是術數文化成為中國文化核心的重要原因。

三、思維與哲學維度

從古代的宇宙論、本體論,近代的認識論,到現代語言符號論、意義論,尤其是后現代的荒誕、無主體、無意義、無理性、碎片化、當下化,體現了西方文化的典型特征。分析哲學對語言與符號的分析與現象學對意義的分析,是本文評析術數文化的最重要參照。語言與符號是存在之家,離開了語言與符號的世界是不存在的,因此,語言與符號的差異性,體現了不同文化思維模式的根本差異,而太極圖與十字架則是中西文化差異性的最形象體現。

首先分析語言差異。作為人類理想與現實存在,被描述、被表達的存在與真實存在,主體間性,現實、過去、未來文化之間(在場與不在場)的中介,語言具備有限與無限、封閉與開放、精確與模糊、一義與多義、共時性與歷史性、可表達與不可表達的二重性。西方文化從古希臘開始就確立了理性中心主義、邏輯中心主義、語音中心主義、主體中心主義、意義中心主義五大基本原則,以可靠性、精確性、同一性、同質性、無歧義性為目標,這一思維模式對于推動科技的發展進而推動人類文明的整體發展,無疑具有劃時代功績,也永遠不可替代。但是,語言畢竟是真實世界的替身,語言本身的二重性決定了語言的先天不足,加上西方文化對語言的無限夸大與對邏輯的過度崇拜,導致了對非穩定性、非精確性、非明見性、初始性、異質性、他者性的忽視,也帶來了極大的危害。再分析符號本身的差異,由于形式邏輯的影響,西方文化中的符號是一種純粹的、沒有任何意義的、約定俗成的、可以隨意替換、和語言本質相同的人為組合,這對于形成自然科學的嚴格邏輯體系、公平正義的民主法律體系,居功至偉,但是,必然導致了對非主體、非意義、非邏輯、非理性、非中心的壓制,這也是后現代批判的中心。

其次,以《周易》為核心的中國文化的思維模式與此完全不同。從語言角度看,漢字是與西方拼音文字(無意義的純符號組合)完全不同的,是一種表聲、表意、表形(形聲義)的、具有嚴格邏輯結構、不可隨意替換的符號體系,但是,其語言基本組成要素——偏旁部首具備相對獨立性與意義多元性,由此使得漢字具有模糊性(外延不明確)、歧義性(內涵不精確)、場域性(不同的文本具有不同的意義)特點。而以《周易》為主形成的中國文化的符號體系更是如此,64卦、384爻的邏輯體系,其基本符號(爻)是不能隨意替換的,是一種有限與無限、封閉與開放、一元與多元、精確與區間、循環與非循環、理性與非理性的統一體,這種文化特點的優勢在于可以促進文化的包容性,這是中華文明成為歷史上唯一自我延續下來的文明的重要文化原因。但是,這種思維模式必然導致邏輯上的不穩定性、不精確性,缺乏西式的定量,由此而來的是思想體系的混亂性,這在術數文化中表現最為明顯。術數文化中理性與非理性并存(初始與啟示)、科學與巫術混雜(象數與讖緯)、邏輯推理與感應(圖式推演與外應)、鐵口明言與模棱兩可等是典型表現。在當今中國,許多人妄自尊大,以西方文明導致的世界性災難來批判西方,或者以后現代思想取代理性科學,或者自不量力以為可以用中華文明取代西方文明。實際上,從明朝開始的歷經幾百年的所謂中西文明沖突,只不過是中華文明的求生運動,是兩種不同層次的文明交流,西方人根本不認為有什么中西文明沖突,中華文明在他們眼中不過是一種沒有多大價值的古董垃圾,就是今天中國的巨大發展,在他們眼中也不過是西方文明的結果(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也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我們不必認同這種觀點,但是,對傳統中國文化進行全方位的現代性反思,用西方的理性、邏輯觀點與方法對術數文化進行全方位的清理,從而在繼承優勢的前提下,使得傳統思維模式現代化,成為可以普世化的文化體系。

最后,從哲學角度看,哲學的本質是對主體精神價值與意義的探究,現代西方現象學運動,正是探討意義生成的思想體系,而這一點正好暗合了中國傳統哲學模式。《易傳》“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鮮明體現了意義開顯、意義生成、空間時間化(與傳統西方時間空間化正好相反)的特性。命運的創立者、發布者,命運內容,命運的承擔者,命運的判斷標準等,都是一種存在與非存在、有限與無限的統一,64卦的體系本身正是一個有限無邊的、周期循環的、形式相同、內容多變的符號運動,而以此為基礎的術數文化預測體系中,無論是動態預測還是靜態預測,不管是對初始的把握亦或是命運的改變,也不論是內圣還是外王,外在超越與內在超越,都展現了“人為天地之貴”的主體無限擔當。“天”的虛化,使得每一個體都要獨立面對沒有任何具體指示的命運,對命運的探討變成了越來越個人化、私密化的活動,意義的生成也越來越多元化,但我們卻不能走西方的無意義、無中心、無主體的所謂后現代思路,必須在堅持理性科學思維的前提下,從上述三方面對術數文化展開全方位批判,形成一個新的現代意義下的思想體系,這是中國夢實現的重要文化基礎。

(轉自中國宗教學術網,作者譚德貴,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本文曾發表于《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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